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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84年蔡明亮担任编剧的电影《小逃犯》获得第2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时，他还未出生。当蔡明亮导演拍摄出他的第一部长片作品《青少年哪吒》时，出生成长在中国大陆的王通，还在他故乡的田野中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也许正是彼时在农村的生活经验，让王通能够切身体会乡间深沉而隐忍的情感，以及这些年城市化对农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二十多年后在52届台湾金马奖的现场，已经成为一名导演的王通，凭借首部短片作品《吉日安葬》，与邱阳、程伟豪、陈建彰以及蔡明亮导演一同角逐金马奖最佳短片。
与这些年我们总看到的中国大陆商业片中充斥的豪华气派的大楼建筑，打扮光鲜的帅哥美女不同，金马奖最佳短片提名作品《吉日安葬》提供给我们另一种观察角度，它所表现的农村环境与人物关系，更像是报上读到的纪实题材文章。事实上，导演王通正是通过真实的新闻事件获取灵感，有时这些荒诞不经，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可能真的发生在消费社会之光芒不能照到的角落。《吉日安葬》却不是简单地控诉苦难、粗暴地政治批判，而是以婉转幽默的戏剧化处理，不加主观评判地进行呈现和记录。
问题在于，一位年轻导演为何选择这样的题材进行创作？他又是如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导演王通认为任何形式的艺术表达首先来自于兴趣，他从小热爱电影，这部《吉日安葬》不仅是时代的印记，更是他个人对于农村的记忆和人性的思考；同样，创作者需要对当下社会事件具备敏锐度，抑或说是一种责任感，它是没有年龄的限制，不应被遗忘的社会性本能。
在只有三天的短片拍摄过程中，王通导演遇到许多问题，譬如资金预算的控制，以及群众演员的执导。想当年，这些也是蔡明亮等前辈电影创作者所遭遇的麻烦。然而那一代电影人克服了这些客观因素，于是诞生了改变历史的台湾新电影。中华文明素有黄历一说，呈每日吉凶，供趋吉避凶。如果我们延展《吉日安葬》这个具有讽刺性的片名，也许还能够在台湾金马这个前辈后辈一同创作交流的舞台，欣慰地感到青年创作者未遗忘的作者导演身份，因此，说这个时代也是青年导演电影创作的“吉日”亦未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