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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网特稿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张艺谋出身西北，也在特殊年代饱尝了苦难。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张艺谋这个西北汉子的镜头不仅讲述着历史，也充满了柔情。他既是拍摄《红高粱》的那个火热饮酒的张艺谋，也是拍摄《山楂树之恋》纯爱的张艺谋。在这种既有血性又有柔情的复杂面孔背后，是张艺谋与土地无法格式的情怀。不管是早年的《我的父亲母亲》，还是开始走向视觉盛宴的《英雄》，再到反思文革伤痛的《归来》，以至于今年冬天即将上映的《长城》，张艺谋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把镜头对准了具有本土化和年代感的华夏土地。
《长城》剧场版预告片如果说，张艺谋之前的影片有很多都在抒发自己作为一个西北汉子的情怀，那么《长城》更是让中国最为世界所知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了影片故事的基本舞台，把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推到了银幕的最前面。或许这一次，将会是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之后又要做出的一次中西结合的艰难挑战。
张艺谋的每一部电影作品，几乎都有着现实中对应的取景地。作为一个与土地和家乡有着深刻联系的导演，张艺谋从这样的土地和景观中汲取着创作灵感。那些真实存在着的取景地，为张艺谋的电影提供了文化与历史的质感，也提供了绮丽的自然景观。而张艺谋的电影，也反过来让这些地方为大众所知。
喜欢讲述时代故事的张艺谋，自然也喜欢选择地域特征浓厚的地方作为他的取景地。而西北以及北方一带的城市，由于它们强烈的民风特质，而成为了张艺谋所青睐的拍摄地。透过他的镜头，土地的力量和劳动人民的生命力似乎就要透过屏幕喷薄而出。《我的父亲母亲》里面河北的丰宁坝上草原，《三枪拍案惊奇》里的甘肃沙漠，《秋菊打官司》里陕西的关山牧场，取景地在宁夏的《红高粱》，都是与“土地”意象联系紧密的作品。这些作品里面火热的高粱酒，喝着酒唱着歌打着腰鼓的西北汉子，是一个时代的表征，也是一个民族的表征。
如果说，带有土地和民俗特征的故事是张艺谋的现实主义的一面，那么那些带着快意情仇的武侠故事则是张艺谋理想主义的一面，它同时还带着某种怜惜式的情感。武侠的江湖就是历史中乱世的映照，因为“侠客”只能出现在乱世中拯救苍生，在歌舞升平的盛世是不会有侠客的。所以侠客也就代表了张艺谋的某种理想。
不管是胡杨林里的厮杀，还是湖面上的械斗，抑或是竹林中带着暧昧的飞刀。张艺谋都以自然景观为自己的故事发生地，并选取了浓烈的色彩来作为浓烈剧情的衬托。《英雄》中枫叶的红，《十面埋伏》中竹林的绿，《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秋菊的黄，都是张艺谋对色彩极致使用的证明。他甚至为了镜头和画面色彩的需要，以人工的方式造出让人震撼的自然景色。拍摄《红高梁》时，他在拍摄地种出了一片火红的高梁地，拍摄《十面埋伏》时，他在乌克兰种出了一片花海。而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候，更是空运了数十万盆菊花。
出生于陕西西安的张艺谋，可以说是个纯粹的西北汉子，他早期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他的西北情怀。这种情怀又由于他初中毕业后的在陕西乾县的插队经历而更加特殊了。他对西北的感情复杂而暧昧，既有无法割舍的爱恋，也有难以摒弃的“恶”。这些复杂的情感，都体现在了他的电影作品中。他总是喜欢描述特殊年代中的特殊人物，仿佛是从那个年代中走过来的自己的折射。《归来》中的陆犯焉识在时代的洪流中丢失了自己的身份，也在家人的遗忘面前丢失了自己的身份。《金陵十三钗》中的欢场女子，集妓女和圣女的特质为一体。《山楂树之恋》中的纯洁初恋，在特殊年代的压抑下而更显珍贵。
在土地和时代的特殊性之外，带有建筑特色的地域也是张艺谋偏爱的地点。建筑作为文化的遗物，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文化的特性，也执行着文化的桎梏。所以当要拍摄批判封建制度题材的影片时，作为建筑代表的乔家大院、石家大院就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的发生地。而《菊豆》这样的故事，除了依托安徽南屏村的徽式建筑以外，还与当地的染坊文化息息相关。这就是张艺谋的特点，不仅要拍故事，还要拍文化和历史。而这文化和历史，就融入在他的影片取景地里。
在他的新片《长城》中，张艺谋再一次把影片的故事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融合到了一起，与以前的设计相比，这一次的融合显得更加极致——影片的故事背景直接就是长城。这个发生在中国古代的故事，和《金陵十三钗》一样有着中外合璧的演员阵容，不知又将会是怎样的一个传奇。
